作者：刘维阁

　　岁月早已远去，但是，每当闲暇之时内心似乎就有一个欠债般的声音在提醒着我，催促着我记录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既是欠债，就不如还了干净。踌躇再三，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负重，拿起笔将那段支离破碎的往事，如散去的云烟般吸附到我的纸上，留下一段乏味的，那个年代的文字记忆吧。还是那座大山，还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，还是那个蹉跎岁月……

　　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，文革刚刚结束，父母就被遣送到偏远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去了。哥哥姐姐们也都自顾不暇，在城里困苦的各自寻找着生活的出路。而我在当时则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，人还在城里，户口就已经被迁到了长白山脚下的那个偏远穷困的小山村，加人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。

　　那是1969年2月2日中午，天空飘着飞雪，异常的寒冷。长春火车站人声鼎沸，车上车下站满了身背简单行装的下乡知识青年。我由于没有人送行，早早地挤上了火车，脸贴在车窗上，内心如阴霾般沉重地看着那些送行的父母和亲人们。他们依依不舍的生离死别般的嚎啕大哭，时刻感染着我。列车开动了，一行泪水不知不觉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。

　　天放亮了。我们乘坐的硬板火车在经过了半天一宿漫长的行驶之后，终于到达了四面环山的边境小城，安图县火车站。下了火车，跟着带队老师在一个小饭馆草草地吃了口饭。我们又乘坐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，在冰雪覆盖的老解放牌汽车拉木头轧出来的，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缓慢的，晃晃悠悠的向我们落户的小山村驶去。

　　在汽车行驶当中，每到弯路和会车，我都紧张的不行。每当我看到一个汽车紧贴着另一个汽车的车身勉强的过去，和一不小心就会滑落跌进长白山那万丈深渊的情景时，我的心就腾云驾雾般的提到了嗓子眼上。时间就这样在难熬的困境中逝去。大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，头晕目眩吐得一塌糊涂的我，终于熬到了我们落户的，连电灯也没有的目的地，长白山脚下的那个小山村。

　　这个小山村是一个在60年代初，由山东人迁移支援边疆建设的小村庄。由于我们集体户的房子还没有盖好，当地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在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后，便把我们暂时分散到老乡们的家里居住。我被分配到一个我叫吴叔的老乡家里。

　　吴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。他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用破烂木头围成的院子。院子中间，三间破旧的泥草房。

　　由于吴叔的儿子常年不在家，为了节省烧材，在房子东屋的一铺大火炕上由我、吴叔、吴叔的老婆一起居住;中间屋子在地中央醒目的放了一盘磨米用的大石磨，房子两边各有一口做饭用的大铁锅;西屋则做为冷仓子装满了一些破烂家什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，漫长的，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艰苦的生活。

　　如果说白天我同老乡们一起，顶风冒雪的用大铁镐刨粪，冻得发麻的手脚流出了血泡算是肌体上的折磨;那么到了晚上被跳蚤、臭虫轮番攻击叮咬睡不着觉，就是精神和肌体上的双重折磨了。

　　在吴叔家只住了几天，我的身上已经被叮咬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我实在被咬的难受，轻手轻脚手下地点燃了烧柴油的泡子灯，手拿报纸突然掀开了被子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瞬间居然有五、六只跳蚤和一只臭虫跳到、爬到了报纸上。

　　尽管我注意的别弄出响声，但还是惊醒了吴叔：“怎么了?睡不着觉?”

　　“嗯，太咬了。”我挠着后背说。

　　吴叔举起了泡子灯：“怎么，这后背都挠出血了。唉——你们城里小青年身子嫩遭跳蚤，明天我洒点药就好了，先睡觉吧。”吴叔说着，拿笤帚帮我扫了扫被。

　　“吴叔，我们集体户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盖好啊?”我问了一句。

　　“嗯，快了，这不队里加紧盖呢吗。睡觉吧啊。”

　　看着吴叔吹灭了泡子灯，我把被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半睡半醒的熬到了天亮。

　　第二天，吴叔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来了一大袋子消灭害虫用的六六粉，像使用石灰一样，撒遍了火炕上所有跳蚤臭虫能够藏身的地方。这样才勉强的控制住了害虫的泛滥，也才勉强的解除了我被害虫的进攻和大面积的叮咬。

　　春天到了，老乡们用碗口粗细的，整根木头插着搭建起来的，再在外面墙上抹上大泥的三间房子盖好了。由于没有玻璃没有电，(那时候买玻璃是凭票和需要分配的)，我们集体户的窗户上只好蒙上了一层朔料布遮风挡雨。

　　而房子里面分配给我们的，属于我们集体户的财产只有中间屋子里的一口推米磨面用的大石磨;三个烧煤油的泡子灯及锹、镐等简单的劳动工具。我想这就是我们在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的等待与煎熬后，终于盼来的我们集体户自己的房子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“家”了。

　　在搬入新家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喜是忧，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唱集体户的歌曲在我的心里响起：“我们有了一个新家，小小门户家业大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革命的青春火红的年华……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妈妈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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